历史上的山西

山西，位于黄河中游东岸、黄土高原之上。东有巍巍太行山，西有英雄吕梁山，境内历史文物众多，文化底蕴深厚，素有“华夏文明摇篮”“表里山河”之美誉。

楼阳生书记说：游山西就是在读中华文明演进史。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中心区域之一。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从尧舜禹到夏商周，黄河文化、根祖文化、佛教文化、晋商文化等交相辉映，山西地区的文化传承从未间断，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留下3.5万处文物古迹。

山西在石器时代是全国的一个文化中心

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可以证明山西在远古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区。在国内已发现的七八十个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山西占了二十几个。从南边芮城县的合河遗址，襄汾县的丁村遗址，一直到北边朔县的峙峪遗址，阳高县的许家窑遗址，都是旧石器时代有名的文化遗址。到了新石器时代，山西境内的文化遗址就更多了：仰韶文化遗址遍布全省，雁北地区又有一部分细石器时代的遗址。

山西又称三晋，与华夏有着不解的历史渊源，从尧舜到夏朝一直是当时华北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

从传说中的古史来看，唐尧、虞舜、夏禹时代的首都都在今天的山西南部。尧都平阳就是现在的临汾，舜都蒲坂就是现在的永济县蒲州，禹都安邑在今天的运城县境内。

历史上夏王朝曾多次迁都。夏在山西建都的地方有：晋阳（今山西太原晋源镇）、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安邑（今山西夏县）。《大百科全书》解释夏族：“黄帝族后裔中的一支进入今山西南部，创造了夏文化”，称为夏族，“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代”。尤其是禹之子启迁都安邑，晋南一代在很长时间里就成为夏文化的中心地，这一点已经被考古、文献、遗存所印证。

“华夏”一词源于夏王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疏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但“华夏”的使用却最早见于周朝《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中原地区民族以“华夏”自称，以区别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姜戎子驹支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周朝时，凡遵周礼、守礼义之族人，称为华人、华族、夏人、夏族，通称为诸华、诸夏。之后，“华夏”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的代称，一直沿用至今。

周代，山西的国号为晋。春秋时期，国君晋文公为五霸之一。战国时期被韩、赵、魏三国瓜分，此后山西别称「三晋」由此而来。

山西在春秋时期和战国初期，在华北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战国中叶才稍形衰落。

春秋初年，黄河流域的强国是郑国、齐国，到了中期和晚期，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晋国则是黄河流域第一流的强国，率领华夏诸中小国和长江流域的霸主楚国相抗衡，这就是历史上著称的“晋楚争霸”时期。而晋国的中心就在山西，前期的首都在绛，亦称翼，在今翼城县东南，后期迁于新田，亦曰绛，故址在现在的侯马。

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是谓三晋。三晋都是当时的大国，初期的魏和中期的赵还是数一数二的强国。三晋的首都初期都在山西，赵在晋阳（今太原市晋源），韩在平阳（今临汾），魏在安邑（今夏县北）。只是到了中期以后，才先后离开山西移向河北、河南的平原地区。魏国由安邑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赵国由晋阳一迁中牟(河南汤阴)，再迁邯郸(河北邯郸市)。韩国由平阳一迁宜阳(河南宜阳)，再迁阳翟(河南禹县)，再迁郑(河南新郑)。

山西在秦汉时的政治上不太突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山西在北中国的地位一直很重要。

秦朝时，山西境内有六郡：雁门郡、代郡、太原郡、上党郡、河东郡、云中郡。汉时，太原郡、上党郡、雁门郡等隶属于并州刺史部，河东郡则属司隶部。

西汉时经过长期的接触兼并，戎狄羌胡逐渐同华夏融为一体，山西境内基本上都是汉族了。东汉，汉朝将归附的匈奴迁置在河套地区，更好地促进了山西地区的民族融合。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一部分匈奴南向抄掠，随即定居在河东，即今晋西南一带。献帝建安中，曹操分其众为五部，使散居于“晋阳汾涧之滨”，共有三万余落。

西晋初，又有大批匈奴人从塞外搬进山西。这时山西全境共分为七、八个郡，差不多每一郡都有匈奴杂居，北部诸郡，甚至“胡多于民”。西晋末年，鲜卑拓跋部乘中原大乱，又继续向南扩张，占领了雁北地区，338年建国号为代，376年为前秦所灭。383年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386年拓跋部复建代国。复国后当年就改国号魏，398年，把首都从盛乐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这就是历史上所谓北朝的第一个朝代——北魏。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争，439年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后的东魏、北齐也曾以晋阳（今太原）为“陪都”，以河东（今运城）、建兴（今晋城）为屏障。

山西在隋唐大一统时期的地位虽没有南北朝时重要，但仍有相当的重要性。

隋代的并州(治晋阳)，是黄河流域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政治军事中心，隋炀帝以李渊为山西河东道慰抚大使，山西之名始于此。

唐代，出于特殊的机缘，晋阳的地位及影响也趋于极盛。唐太宗李世民起兵太原，建立了大唐王朝，由此，山西被唐太宗认为是“龙兴”之地，一直把山西作为唐帝国的腹脏地区，封太原为唐王朝的“北都”、“北京”。唐末，战争频仍，群雄并起，在黄河流域形成数股割据势力，渐成五代十国。五代中后唐、后晋、后汉均是以太原为基地建立的沙陀王朝，十国中北汉又在山西。在割据混战中，山西成为争夺天下的强藩主镇，“盛则后服，衰则先叛”，显示出宜战宜霸的强者优势。

山西在宋元时期一直处于兵家必争之地

山西在宋代大部分被划在“河东路”　，但是北部大同等地在五代时被割让给了辽国，属于燕云十六州范围，辽国设西京，宋朝一直未能收复。

金元时期，完颜阿骨打称帝建金后，两度大规模南侵，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山西民众纷纷组织义军起而抗金，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抗金史诗。“绍兴和议”后，山西全境均为金占。不久，漠北草原上的蒙古族乘机兴起，铁木真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开始反金战争，山西又成为蒙金争夺焦点。铁木真两次亲征西京大同，蒙古军五度实施对山西的攻略占领，直至灭金统一北方。持久的拉锯战，给山西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给黎民百姓带来了难言的苦楚。然而正是在这瞬息万变、震荡迭起的历史大变动大交融中，山西人民一次次接纳迁来的民族，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在剑与火的洗礼中，展示出包容万千的生机和活力。

山西在明清时期属于经济大区

明清两代基本上是全国统一的时代，所以山西在政治军事上并没有多大重要性。农业也不突出，邻近的平原地区赶上来了。这时山西好象不太重要了，但在工商业方面，山西的商人在明清两代是很出名的。晋商从明初到清末，在商界活跃了长达五个多世纪之久，其活动区域之广，经营项目之多，成就之显著，活跃时间之长是其他商帮无可比拟的，尤其清代创立票号之后，商品经营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曾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

晋商清代行商示意图

近代的山西，是较早襄助民主革命的省份。

辛亥革命爆发后，山西乃黄河以北唯一的革命省份。民国初期，山西经历了金永乱晋的短暂混乱，确立了阎锡山的统治后，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步入正轨，尤其村政建设成绩斐然，被北京政府定为全国模范省。抗战军兴，山西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迅速成为抗击日军侵略的主战场，第二战区被国民政府公布为模范战区，尤其是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第二战区发起的抵御日军南侵的忻口战役是国共合作的典范，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太原失守后山西又逐步成为华北敌后战场的战略支点。在日军强势占领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的态势下，国民政府的军队仍在中条山和晋西南控制部分领土，八路军更从国军失去的土地上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敌后游击根据地，深陷日军于人民战争之汪洋大海。八年抗战，山西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战争初期，为争取抗战胜利果实，中共果敢发起上党战役，赢得重庆谈判的政治筹码。全面内战爆发后，山西成为外线作战的战略后方，先后动员百万农民支前，十万青年参军，万名干部北上南下；在内线连续发起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西成为全国四大工业基地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山西十有其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山西率先试办农业合作社，为全国农业合作化提供了宝贵经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山西制定了建设“两个一千五百万亩高产稳产田”的奋斗目标，在向荒山秃岭要粮的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农业生产先进典型。改革开放后，山西逐步成为全国的能源基地，外调煤炭百亿吨，极大支援了全国的现代化建设。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中唯一绵延五千年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位于黄河中游的山西，表里山河，物华天宝，深植着华夏文明的根脉，珍存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最完整的记忆。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积淀生成了丰厚宝贵的文化资源，从血脉相承的华夏之根到憾天动地的黄河之魂，从享誉中外的佛教圣地，到无与伦比的古建宝库，人忠义仁勇的关公故里到汇通天下的晋商家园，从金戈铁马的边塞风情到血火浇铸的抗战风骨，山西文化纵贯五千年分布全省域，每一个文化品牌都闪烁着人类文明的熠熠光辉。

本文整合全网资源，参考资料：《晋阳学刊》1981年第5期

来源：中国黄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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